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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和外部的电影——光华路旧事之十一

苏丹 四面空间 202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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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生活离不开电影和录像,它们依然是最令人着迷的娱乐、消遣和对个体经验的刺激方式。这种幻象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射,又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人性、精神性、文化渊源、艺术性等逐一被深挖出来,让人们在观后铺陈在脑海中回味着,思考着。


在无牵无挂的在校生活中,好电影是碾压一切的艺术样本,无尽启发,让人终身受益。艺术院校的电影氛围很好,工艺美院也有浓郁的电影文化的氛围,之前有服装系的毕业生马羚演过电影,当时宋联民老师的夫人著名演员丁嘉丽就住在校园内。还有很多电影的发烧友,有的甚至后来做了制片人,比如陶瓷系的马珂做了电影《让子弹飞》的制片人。很多人对叙事的结构、思想的内容和表现的手段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精准的判断。一些优秀的电影录像带会在民间不停传递着,让更多的人分享,越来越多的关于这些电影的评价也会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形成一个个小圈子里的话题,永不停息。



录像和录像空间


灰色的工艺楼顶层有一个阶梯教室,除了上公共课以外,也是播放内部录像的一个隐蔽场所。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关于西藏天葬的纪录片,那个录像的角度很奇怪,很明显是拍摄者冒着危险偷偷在现场拍摄的。天葬的场景震撼,磅礴且突兀的群山重重叠叠,深邃的晴空中掠动着一只只鹰鹫盘旋的身影。当镜头转向天葬台的视域后,一种难以名状的压力突然袭来,油渍遍地的现场,着衣臃肿手持利刃的天葬师把我们对生命的神圣想象打入了物质构筑的牢狱……;肢解尸身的过程更是触目惊心,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在极冷静和沉着的刀法之下变成碎块,然后被天葬师抛向簇拥在周围数以百千的猛禽,那些似乎有灵性的动物们,有序地排列着,又奋力争抢着、分食着一个生命的遗体;它们的翅膀在微微地扇动,相互摩擦的羽毛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金雕、秃鹫、苍鹰们坚硬的喙撕裂肉体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


藏族的天葬的理论核心是灵魂不灭和轮回往复:死亡只是不灭的灵魂与陈旧的躯体的分离,是在异次空间的不同转化。西藏人推崇天葬,其认为用“皮囊”来喂食胡兀鹫,是最尊贵的布施,体现了大乘佛教波罗蜜的最高境界——舍身布施。资料源自网络。


那一次关于天葬的影像,在我的心里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想到了灵魂,想到了肉体,想到了它们之间相互的羁绊,相互的牵扯,终于意识到天葬不失为一种绝妙的解决方式。这种看起来突破我们伦理意识的丧葬方式,细细想来又是那么富有逻辑,如此美妙,令人醍醐灌顶。


另一种题材的录像是极庸俗的,但师生们也挺喜欢看,那就是诸如《猛鬼街》类的惊悚片。虽说这类片子精品少,但平淡的生活中需要这些胡思乱想去虚构出一些离奇的故事来调剂。上映十年之后的《异形》在中国还是一个谈之色变的科幻片,那盘录像带也就在青年教师宿舍里流传了好一阵子。这时候在狭小的房间里观看录像多是集体行为,人们还都保持着电影院里的行为模式。剧情引人入胜的时候人们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电视荧幕。美剧《猛鬼街》剧情怪诞、刺激,血腥场面层出不穷。令视觉承受力本身就非同寻常的美院师生们纷纷缴械投降,不断发出大呼小叫的惊愕声。



电影《异形》分别于1979、1986、1992、1997年上映。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异形》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当时工艺美院的青年教师宿舍虽小,但绝大多数配有电视和录像机设备,电视和录像机成为私人生活不可或缺的设备。


除此之外,各个系办公室也都有录像机和播放设备。每周例会结束之后,话题就变得更加活跃多元。当个别好事儿的青年教师把内容特别的录像带带到办公室时,偶尔也会在办公室播放给大家分享。《大红灯笼高高挂》刚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奖后,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林洋就从北影借来录像带,在盛夏一场周四的例会结束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部为中国电影挣足了面子的传奇故事片。电影传奇,故事更传奇,当镜头中出现管家挑着灯笼,一溜小跑嘴里喊着“二院点灯!”或“四院点灯!”的时候,四下里先是一片愕然,少顷爆发出一阵笑声,这笑声里透着匪夷所思和羡慕、嫉妒的情绪。在那个暑假里我回家探望父母,顺便去祁县乔家大院玩耍,站在那一个个规整的院落里,我环顾四周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场地。当时一进大院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袭来,令我恍若隔世。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海报,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活着》也是在系教研室看的,这本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力作,但那个版本应该是被剪掉了不少,结尾处凤霞大出血的关键片段没了,这样一来批判和发人深省的力度减弱了不少,很遗憾。片中只剩下了一个又一个幽默风趣的桥段,令人发出苦涩的笑声。除了思想方面的启发作用,这部电影对我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皮影戏的认识。电影中葛优扯着嗓子唱碗碗腔的样子非常有趣,时隔三十年后去陕西碗碗腔代表人物李世杰老师家里拜访,当老人家转轴拨弦一开腔时,我马上意识到电影中真正幕后的歌者是他,原来貌似声嘶力竭的葛优同志只是在对口型。


电影《活着》(1994)海报,图片源自网络。电影《活着》葛优表演皮影戏的片段


北京乌烟瘴气的录像厅并不多,有些人很迷恋那种昏天黑地的感觉。大概是因为首都北京精神文明的缘故,录像厅里的播放内容也管理严格,缺乏一些生动鲜活引人入胜的内容。环艺系学生暑期去黄山西递、鱼梁等地实习的时候,学生和带队老师们就都喜欢往附近简陋的、黑乎乎的小录像厅里钻。那些看起来眉目不清的录像厅门口张贴的海报,一个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内容令人想入非非。实际上大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剧情简单的、镜头夸张的武侠片或港台搞笑片。但是,我认为人不能总处于一种严肃思考的状态,影像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文化产品,其承载的内容也是多样的。有时候,人们也需要娱乐,也需要练习,也需要通过它了解客观的历史,接受它严肃的说教。研究生时期的同学老曲比我年长10岁,他有多年的考学和出差经历。一段时间不算短的孤魂野鬼般的生命状态,使他和录像厅结下了不解之缘。录像厅里的那种昏暗暧昧的氛围,甚至包括污浊的空气都令他感到亲切、留恋。研究生期间,老曲时不时地还会跑到前门一带,在那个在老北京火车站一层开设的录像厅里重温旧梦。有一次老曲新婚不久的太太发现了他这个癖好,顿时用一种质疑的语气、诧异的目光投向他质问,老曲同学一看内心的隐私暴露顿时恼羞成怒,反问道:“咋啦,我累了!去睡会儿觉不行吗?”


90年代录像厅,图片源自网络。


外部电影


相比之下,电影院是影像产品登堂入室的起点,因此在我们这样高度重视大众教育,提倡精神文明的国家,电影院里的内容还都是非常严肃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设施,北京的电影院很多,不仅有市一级的和区一级的,还有工厂、机关大院里的单位内部电影院。而此时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许多内部的电影院也纷纷向社会敞开大门。


学院的礼堂是完全对内的,观众类型比较单一,美学上的要求大体一致。在这里观影记忆深刻的有《凤凰琴》和《一个都不能少》。在美术学院师生们眼中,大家一般比较青睐具有实验性镜头语言的电影。可是这两部电影却聚焦于整个90年代全社会所关注的农村儿童失学问题,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力作。《凤凰琴》是一部由作家刘醒龙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一位山村代课教师,所经历的中国偏远地区义务教育生态环境的故事。导演何群先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教授何燕明先生的公子,因此这部电影在工艺美院引起的话题就更加热烈,人们感叹中国义务教育此时面对着的严峻问题的同时,也被基层教师们的担当深深感动。至今,影片中界岭小学升国旗的场景历历在目。据说电影主题曲的歌词也是何燕明先生写的,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人类依然有浪漫的情怀,依然有遥不可及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


电影《凤凰琴》(1993)和《一个都不能少》(1999)海报,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凤凰琴》中升国旗的情节,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凤凰琴》的导演和演员在幕后讨论,何布提供。

电影《凤凰琴》导演何群,何布提供。

电影《凤凰琴》主题曲由导演何群的父亲何燕明先生作词。何布提供。

《迎着天上的红日头》


东山坡、西山沟,两边都能见日头;坡上种的山里红,沟里长的大石榴。
山里红、大石榴,连着山坡和山沟;牵着着你和我的手,迎着天上的红日头。




《一个也不能少》因为导演大胆启用本色的乡村女孩而引人关注,该片女主角的扮演者是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仅十三岁的魏敏芝,影片中绝大多数演员都是业余的群众演员。他们操着地道的河北方言,衣着朴素,与现实生活中的着装扮相无异。这几乎是拍摄观念的一种变革,故事片开始由以假乱真的叙事向直接截取现实的纪录片方向转变。业余演员们在银幕上的笨拙和木讷表现取得了意外的效果,电影院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观影结束后人们对此依然议论纷纷。细细想来、这种风格、手法的剧变,和当时绘画领域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片尾,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片段,图片源自网络。


当时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看乡土原生态中的小姑娘魏敏芝在镜头前的表现。而她的成功更是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同类人追逐电影梦的行动,据说之后几年内在电影学院招生报名中,这种类型的孩子人数暴增。这真是一个现实中的神话,神话版的现实。据魏敏芝自己回忆时曾说:“《一个也不能少》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才可能有机会读大学,出国深造……如果没有这部电影,我可能会在家养猪、结婚、生孩子,做家庭妇女。”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主演魏敏芝,图片源自网络。


偶尔也会有烂片在学院礼堂播放,但工艺美院的人还是很挑剔的,每逢这种情况出现,观众席上就会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周里京主演的《虎兄豹弟》上映前,媒体将其吹了个天花乱坠,直到我们在礼堂兴致勃勃观看的时候,也就是一刻钟的功夫,大家就看出了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货色了,之后所有人都抱着一种调侃和嘲弄的态度赖在电影院不走,于是场内秩序大乱。这是电影的堕落的开始,在观演人群此起彼伏地放声大笑中隐含了愤怒和无奈……


除了学院内的礼堂,附近的3501电影院、朝阳剧场、团结湖电影院也是师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此外稍远一些的就是东单、王府井、隆福寺一带的东四工人俱乐部、明星电影院、吉祥戏院、东单电影院等,这里基本上是逛街、购物、吃饭、看电影一条龙。加州牛肉面大王是大家经常选择的餐食,那时候这种洋式快餐很招人喜欢,给人一种标准明确、效率高的感觉,这是那个时代所倡导的,也是大家所追求的。


90年代的本土电影水平很高,且多元化发展,即使站在今天博览世界各种经典电影的基础上回顾,值得称道和回味的影片可真不少。且不说《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有气势追求经典的影片,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表达细腻的都市生活片和家庭伦理片也一个赛一个的好。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和配乐,水准之高令人赞叹不已,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其中《大撒把》、《无人喝彩》、《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上一当》都是以现实中的北京为背景拍摄和描述的,讲述的都是现实中饱受时代困扰和生活困顿的小人物,同时又有时代文化的铺陈和影射,看起来有很强的代入感。


剧照故事


左:《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1996)、《大撒把》(1992)
右:《霸王别姬》(1993)、《上一当》(1992)、《无人喝彩》(1993)
图片源自网络。


内部电影


我一直以为电影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好的艺术类型,它综合、有设计感、文本和影像双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空里,看电影是日常生活中一项极为隆重的事情,令人充满想象和期待。对于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看电影不仅仅只是娱乐和消遣,还是一种对艺术的观摩,是学习提升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要服从于这样的目标,那么所观看的影片质量就变得至为重要。


毫无疑问,内部电影属于特权阶层的特供文艺产品,一直都隐秘地存在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绘的部队大院里的生活场景中,就有那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文化图像和影像的垄断有时候也会给特殊专业的师生留出一条缝隙,比如80年代在书店购买有裸体的画册,需要出示美术专业的学生证。内部电影方面也是如此,在京艺术院校的师生就可以在特别的地方看不公映的国外电影,这是每一年里最诱人的一段时期,让我们望眼欲穿,令人如醉如痴。朝内陆军总医院礼堂就是这样的地方,那种慷慨使我感激涕零,那种期盼几近望眼欲穿。这里放映的都是当年奥斯卡提名电影,听说全部为美国公映时同步在电影院翻拍的录像,然后坐飞机第一时间把录像带带回国内翻制而成后,同步在国内内部单位偷偷放映的。由于是偷拍,所以影像质量很差,好在那时的我们还没养成追求视听品质的习惯,因为没有这种高贵的经验,所以还是有大快朵颐的感觉。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海报,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大家在陆军总医院的礼堂看内部电影。图片源自网络。


每年一次的内部电影观摩季都是由学生会组织,售票点就设在学生食堂附近。这当是求学期间最大的福利,内容诱人且票价不高,所以每场必看。秋冬之交,灰色暮霭沉沉的压抑感更催生了人们对幻想的渴望。对学生们来说,每一次去观影都如同一次隆重的盛事,早早吃完晚饭后就成群结队来到门口的9路公交站,于是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车体立刻变成了一大桶沙丁鱼罐头。有的时候会更早一点出发,这样就可以错过交通高峰,然后在陆军总医院门口的一家门钉肉饼饱餐一顿,再从容不迫地静候接下来的这场视觉盛宴。


那是一个位于朝内南小街里的一个灰色的大院子,大门冲西,礼堂位于走进去后百余米道路北侧,一座平屋顶的灰色建筑。出挑的雨檐之下是宽大的台阶,礼堂南立面有着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门厅东侧有一个通往二楼楼座的公共楼梯。在这里现代建筑的透明性因为放映电影的功能而得以消解,在那个巨大的被隔离的核心里变换着人间的景象,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惊涛骇浪。这个现代主义建筑应该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运动,早已被拆除了,但是我永远感恩它曾给予我们的恩赐,对我来说,那是一处精神食粮的施舍之地,在匮乏的年代里金光灿烂,拯救了我们饥肠辘辘的视觉欲望。


1982年,北京朝内北小街,朱宪民拍摄。

1991年,北京干面胡同,朱宪民拍摄。


在这个灰色的礼堂里,我看了《与狼共舞》、《终结者2》、《剪刀手爱德华》、《好家伙》、《危情十日》、《回火》、《菊豆》、《小鬼当家》、《沉默的羔羊》、《人鬼情未了》,还有法国德帕迪约主演的《大鼻子情圣》等经典故事片。最过瘾的是每一次内部电影观摩,都是两部片子连着播放,散场的时候公交就剩末班车了。并且此时学院大门早已关闭,大家就只有翻越铁栏杆焊接而成的大门。保卫处的负责人潘德权老师真是个活雷锋,每逢此时也就告诉手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阶段的“暴饮暴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视觉大餐和精彩故事集萃,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美学、社会和人性启蒙。

 

按顺序分别为《与狼共舞》(1990)、《终结者2》(1991)、《剪刀手爱德华》(1990)、《好家伙》(1990)、《危情十日》(1990)、《回火》(1991)、《菊豆》(1990)、《小鬼当家》(1990)、《沉默的羔羊》(1990)、《人鬼情未了》(1990)、《大鼻子情圣》(1991)海报


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与狼共舞》既有史诗一般的壮阔,辽阔的原野、磅礴的群山、黑云般的牛群、飞奔的骏马。其中又客观展现了人类部族之间的相互征服、绞杀,还有文明之间的血腥冲突;《终结者2》展现了电影工业化所带来的视觉特效,让我们感受了技术和想象力之间此呼彼应的关联,看到了艺术和技术结合所生发的巨大效力;黑帮片《好家伙》通过变换视角展示了社会的阴暗面,也生动刻画出了人性中的残暴、狡诈,还给我们勾勒出意大利黑手党在美国的发展简史以及其与黑帮之间的生态关系;《沉默的羔羊》是一部载入史册的犯罪心理片,精准地解析了扭曲的人性和变态的心理。整个电影的叙事过程中悬念不断,令人紧张到窒息。不过说实在话,一些关键的地方之间的逻辑关系当时并没有看懂,比如野牛比尔对人皮的迷恋和凶杀中使用蝶蛹之间的逻辑;还有女主人公幼年生命中对人类虐杀羊羔挥之不去的记忆……。直到大约十年之后,我在首尔看到一位设计师朋友的作品,才对这部电影深刻的隐喻有所觉察。


电影《与狼共舞》(1990)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好家伙》(1990)剧照,图片源自网络。电影《沉默的羔羊》(1991)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由于是内部电影,因此这些片子都像未灭活的病毒,未掺水的烈酒,心灵震撼且余味无穷。回到校园,这些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散发着余香,一些情节变成深夜里继续讨论的话题,一些样式成为模仿追逐的对象。《人鬼情未了》剧情简单,但触及人类肉身死亡后灵魂安放的话题。剧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整天在陶艺工坊拉坯的艺术家,这个细节在美术学院竟然产生了改变专业歧视的效力,一时间陶瓷系的学生个个扬眉吐气、神采飞扬。尤其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极具魅力,引来无数学生私下里的模仿,到了夜里,这首歌在许多宿舍里的录音机播放,在各楼层的走廊里、盥洗室里被男生们声嘶力竭地模仿。


电影《人鬼情未了》(1990)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电影《人鬼情未了》主题曲《Unchained Melody》​​​女生宿舍楼,韩旭提供

男生宿舍楼,韩旭提供。


电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最爱,它貌似现实的镜像,但实际上又有诸多超越现实的结构和内在构造。所以尽管有时只是平淡生活的叙事,却仍然能给人深刻的启发。它如同被晒干的现实,被发酵过的生活。当然一般来说,人们更喜欢看它在影棚里炮制出来的天灾人祸、重重谍影。因为工业化的产品的确更加精致,尽管其贩卖的符号是自然或人文甚至人性。90年代的中国电影抵达了历史的巅峰,整体上看多元、饱满,仔细观摩深感细腻。许多影片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从本土电影的创作来看,90年代的中国电影走出了乡土,进入都市言情的语境;从格调来看也超越了悲怆和凝重的套路,出现了柔软、暧昧、犹疑、幽默甚至荒诞。而对于市场向国际进一步开放更加重要,新的话题、方法、视觉效果令我们深受震动。


导演张艺谋,1987年,王文澜拍摄。

演员葛优,1994年,王文澜拍摄。

演员刘晓庆,1994年,王文澜拍摄。

演员姜文,1995年,王文澜拍摄。

导演张元,1995年,王文澜拍摄。


录像、公映电影、内部电影构成了我对世界电影认知的三条途径,其中一条是不设卡的坦途,另两条要么是秘而不宣的、要么是隐秘的、要么是设有重重关卡的崎岖小路。平坦大道通往的像是文化产品的超市,里面从战争片到生活片,现实片到文艺片,科幻片到卡通片一应俱全。但超市里的东西总是感觉有点乏味,不乏饮料却严禁烈酒,有香肠却没有火腿。而崎岖小路通达的却是藏珍的洞穴,至于洞内藏着什么宝贝,充满悬念。生活中需要烈酒,知识体系中需要新的信息和新的观念刺激,唯有这样才能不断膨胀,不断鼓动。和满大街张灯结彩的剧院、影院、会堂相比,朝内小街陆军总医院礼堂偃旗息鼓,里面却伏兵重重、玄机暗藏。历史、现实的景象扑面而来,迥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景观,别样的人生观和生活百态通过电影技术具象地呈现出来。这一切令人大开眼界,进而形成一个个比较和拼贴的样本,并被悄然无声地带入我们的生活。内部电影的观摩有几分神秘兮兮,有几分疑虑重重,有一些空间和历史的穿越感,它是我90年代早期对北京记忆中最明媚瑰丽的一抹……



东四十一条胡同,1990年春 北沟沿胡同(梁启超故居胡同),1989年北极阁胡同,1989年
徐勇拍摄





感谢:

徐勇、何布、韩旭提供的帮助






四面空间艺术中心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建设艺术咨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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